一、违约金调减，法律上要"当事人先开口"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是启动调整的硬性前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当事人可以通过反诉或者抗辩的方式请求调整违约金；主张违约金过分高于所造成的损失、请求减少的一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至于"过分高于"的标准，该解释规定：以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主体、交易类型、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履约背景等因素，遵循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衡量；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恶意违约的一方请求减少违约金的，一般不予支持。
案例：某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约定，买方逾期付款按每日千分之八计收滞纳金。被告抗辩该标准过高，法院结合实际损失，把滞纳金调整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95倍（参见鲁法案例【2025】437）。
调整违约金是一项"依申请"的权利，不是法院随时能动的职权。
二、被告缺席时，法院一般不会主动调整，也不宜主动"提醒"
缺席判决并不意味着法院变成原告的"代理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但法院仍要站在中立立场，依据在案证据裁判，不因一方缺席就降低审查标准。
合同编通则解释第六十六条设的是"释明"机制：一方请求支付违约金，对方以合同不成立、无效、不构成违约等为由抗辩，却没主张调整违约金的，法院应当就是否请求调整予以释明。但这项释明只针对已经到庭、并提出特定抗辩的当事人。被告缺席、既未答辩也未提出实体抗辩的，释明无从谈起。连"提醒"都做不到，更不会主动调整。
地方司法文件也持相近立场。上海高院曾明确：未经当事人明确请求，法院不主动依职权审查和裁判；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在二审期间才提出违约金过高的，法院不予支持（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商事审判中规范违约金调整问题的意见》）。
案例：一起加工合同纠纷中，一审判决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双方都没就该项违约金上诉，二审却主动改变了违约金的计算截止时间，最终被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纠正（参见（2022）最高法民再77号）。这说明，当事人没提出争议的违约金内容，法院不宜主动去改。
被告缺席，也不等于结果就一定对被告不利。即便被告不到庭，法院仍要审查合同效力、违约事实和请求权基础；原告证据不足的，诉请照样会被驳回。
三、例外：违约金"畸高"时，法院仍可能介入
这个问题实务上确有分歧。总体倾向是不主动介入，但当违约金已经"畸高"——高出实际损失数倍甚至更多，或与合同标的额严重失衡——法院仍可能依法调整，避免结果显失公平。
案例：某买卖合同约定缺货违约金，个别订单的违约金竟高达供货金额的232%，法院综合交易情况后，对明显失当的违约金比例作了调整（参见上海二中院"至正·法官札记"第161期）。
金融借款领域，法院对明显过高的约定限制更严：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加在一起显著背离实际损失的，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不予支持（参见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编号2023-08-2-103-011）。
但这类介入是例外不是常态，标准从严，并不意味着违约金稍高一点就会被调低。
对当事人来说：作为被告，收到起诉状和开庭传票后应积极应诉；认为违约金过高的，要及时以答辩、抗辩或反诉的方式提出调整请求，并就实际损失举证——到庭主张，比事后再到二审提更稳妥。作为原告，约定的违约金宜与实际损失大体相当，过分偏离通常赔偿标准的，反而可能在诉讼中被调减。违约金调整原则上"不告不理"，被告缺席也不代表法院会主动替你调减；具体问题还得结合案情判断，建议咨询专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