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刑民交叉案件中银行债权主张的司法裁判规则与实务应对 > 【摘要】刑民交叉是不良贷款处置中制约银行债权实现的制度性难题，集中表现为程序选择上"报案还是起诉"的两难、实体认定上合同效力与担保责任的争议，以及执行环节追赃退赔与民事受偿的冲突。 **刑民交叉案件中银行债权主张的司法裁判规则与实务应对** 【摘要】刑民交叉是不良贷款处置中制约银行债权实现的制度性难题，集中表现为程序选择上"报案还是起诉"的两难、实体认定上合同效力与担保责任的争议，以及执行环节追赃退赔与民事受偿的冲突。以类型化理论为分析框架，银行刑民交叉案件可界分为竞合型与牵连型两种基本形态：前者以刑事程序吸收民事程序为原则，后者以刑民并举为原则、以中止审理为例外。实体法上，涉刑借款合同原则上构成可撤销合同而非当然无效，银行不行使撤销权即可维持合同效力并保全担保利益；执行法上，追赃退赔与民事受偿应通过受理协调、数额扣减与冲抵机制防止双重受偿。在系统梳理程序规则、实体规则与执行衔接规则的基础上，可提炼出以"同一事实"识别为起点的类型化处置决策路径，以及涵盖贷前防控、证据固定、双轨台账与担保权利优先主张的操作方案，为银行在刑民交叉情境下平衡债权回收效率与担保安全提供参考。 【关键词】刑民交叉；同一事实；合同效力；担保责任；追赃退赔 ##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不良贷款处置实践中，银行经常遭遇这样的局面：借款人逾期违约后经追查发现，其取得贷款的手段涉嫌犯罪，或者信贷资金流向牵涉非法集资等犯罪链条，甚至银行自身工作人员亦涉案其中。此时，单纯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同时进入刑事与民事两个评价体系，银行必须在"向公安机关报案"与"向人民法院起诉"之间作出选择。而这一选择牵动的远不止程序先后——报案的直接后果往往是民事案件被裁定驳回起诉或中止审理，债权实现的日程表被刑事程序重新编排；不报案则可能错失追赃时机、放任涉案财产转移，甚至在后续程序中被质疑怠于行使权利。 刑民交叉问题之于银行信贷业务的特殊性，可以概括为三点：主体多元、事实牵连面广、民事效力认定与刑事定性相互影响。[^1]展开而言，银行的困境集中在三个层面：程序层面，驳回起诉、中止审理与分别审理的界限何在，直接决定债权主张能否启动、何时启动；实体层面，借款人或担保人涉罪是否导致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无效，直接决定银行可否主张利息罚息、可否追及担保人；执行层面，刑事追赃退赔与民事强制执行如何衔接、受偿顺位如何排列，直接决定银行最终能拿回多少现金。这三个层面环环相扣，任何一环的误判都可能使前后环节的努力付诸东流。 ## 二、刑民交叉案件的理论界定与类型化分析 ### （一）刑民交叉的理论界定：从事实交叉到诉讼行为冲突 学理上对"刑民交叉"的界定大体有三条路径。法律关系交叉说将其界定为刑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发生重合的状态；法律事实交叉说将其解释为引发刑民两类法律关系的事实存在交叉，又有牵连、竞合、疑难、过渡等多种细分；法律程序交叉说则将其定义为因特定关联要素导致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出现程序交错或实体竞合的法律现象。郭晶在检讨三说局限（静态阐释、范围模糊、忽视诉讼动态）的基础上，借助诉讼行为理论将"刑民交叉"重塑为潜在或显在的刑事、民事诉讼行为冲突，呈现为事实认定、法律评价、行为效果三个层面的矛盾，其根源在于刑事诉讼查证力度更强而民事诉讼参诉者范围更广的比较优势差异。[^2]李晓智则以法益重合与民法基础性认定为前提，提出类型化、准类型化、未类型化的分析框架，主张按案件类型分别确定程序进路。[^3]这些研究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刑民交叉不是边界分明的静态概念，而是需要在个案中动态识别的程序协调问题。 ### （二）竞合型与牵连型：基本区分及其程序意义 竞合型刑民交叉，指同一主体因同一事实同时引发刑事与民事两种法律责任，典型如借款人伪造财务报表、虚构贷款用途骗取银行贷款构成骗取贷款罪，而银行基于同一份借款合同主张还本付息。其程序意义在于刑事程序吸收民事程序：民事权利救济原则上经由刑事追缴退赔或附带民事诉讼实现，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会被裁定驳回起诉并移送侦查机关。牵连型刑民交叉，则指同一主体或不同主体因不同事实分别涉及刑事与民事法律关系，因事实之间的牵连而形成交叉，最常见的是借款人订立主合同的行为涉嫌犯罪，而债权人请求未涉罪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4]其程序意义在于分别审理为原则、中止审理为例外——民事诉讼不必等待刑事案件，仅在基本事实必须以刑事裁判为依据时才暂停。 以程序结局为维度对案例样本作聚类归纳，可以得到三个相对清晰的群组。其一，"驳回起诉并移送"群组：如某银行诉借款人及担保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银行方原法定代表人、借款人法定代表人及担保人均因涉嫌贷款诈骗罪被批捕，整体驳回起诉、移送公安的处理获得最高人民法院维持；[^5]某银行与借款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因借款人涉嫌骗取贷款罪的犯罪事实与本案纠纷系同一法律关系，对借款人的驳回起诉亦获维持。[^6]该群组的共性在于民事诉争事实与刑事构罪事实同一或基本竞合，刑事裁判对合同成立与效力认定具有先决意义。其二，"分别审理"群组：如借款人涉罪案件中对未涉罪担保人的诉讼被指令审理；[^7]担保人法定代表人个人涉嫌职务侵占罪与借款担保法律关系并非同一事实、指令继续审理案；[^8]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涉刑而公司借款担保纠纷应继续审理案。[^9]其共性是诉讼主体不重合，或定罪量刑事实与民事争议基本事实没有竞合。其三，"无须中止、继续审理"群组：如民间借贷纠纷与关联操纵证券市场刑事案件事实有牵连，但当事人不同、并非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中止申请不获支持。[^10]聚类结果显示：程序结局与"同一事实"的认定高度相关，而与罪名性质、涉案金额没有必然联系；同一案件内部还可以按被告分别切割处理。这提示银行的诉讼策略应当精细化到"对人"而非仅仅"对案"。 ### （三）按罪名场景的类型化归纳 第一类是借款人端欺诈类犯罪。骗取贷款罪（《刑法》第175条之一）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删去"其他严重情节"后将第一档刑限缩为"造成重大损失"的结果犯，以区分违约与违法、违法与犯罪；[^11]贷款诈骗罪（《刑法》第193条）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两罪界分的学理基准，周光权主张以"担保真实足额"作限缩解释——担保真实足额的场合，金融机构财产损害未达定罪要求；[^12]刘艳红提出非法占有目的的"排除意思"两层次说：仅有排除民事私力救济的意思属于民商事欺诈，具备排除民事公力救济可能性的意思才有犯罪的成立空间，"出民（商）方可入刑"。[^13]界分的实务意义在于：罪名决定被害人身份、追赃范围与民事程序空间——贷款诈骗场合银行居于被害人地位，贷款本金经由追赃退赔回补；骗取贷款场合犯罪行为与合同行为的关系更为复杂，民事合同途径往往仍然畅通。 第二类是涉众型金融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犯罪的涉众性决定了集中清退的司法政策取向：涉众型犯罪引发的民事案件坚持"刑事先行"，刑事程序吸收民事程序，充分发挥刑事退赔制度的民事赔偿功能；[^14]受理民间借贷纠纷后发现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移送。银行的按揭贷款资金卷入集资链条时（如首付款本身即赃款），民事程序虽可推进，但执行环节必然与追赃发还发生正面冲突，此点详见第五部分。 第三类是银行端内部人犯罪。违法发放贷款罪（《刑法》第186条）、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刑法》第188条）等罪名的行为主体是银行工作人员，银行由此兼具被害人与过错方的双重身份。最高人民检察院第47批指导性案例（检例第190号）中，某农商银行董事长明知本行无融资性保函资质仍违规出具4亿元融资性保函，为掩盖前述行为又违法发放贷款4亿余元，以"化整为零"分解大额贷款规避授信上报监管并打招呼逆程序操作，最终数罪并罚。[^15]此类案件中，银行工作人员的犯罪还可能反向作用于民事合同效力：某农商银行申请再审案中，正是由于信贷人员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银行被认定在缔约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借款合同被认定无效、抵押权落空。[^16]内部人风险因此具有刑事追责与民事失利叠加的双重后果，是银行刑民交叉案件中最需要内控前置的一类。 ## 三、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规则：先刑后民、先民后刑与刑民并举 ### （一）规则演进：从"刑事优先"到类型化处理 规范沿革上有三个关键节点。1985年"两高一部"《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确立了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刑事优先"原则；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规定》，被公认为"处理刑民交叉问题最重要的司法解释"，其对"刑事优先"原则作了较大调整，"刑民程序孰先孰后，要分别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7]此后2015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现行文本为2020年二次修正后的第5条至第8条）与2019年《九民纪要》（第128条、第130条）进一步精细化。2020年修正后的1998年《规定》共12个条文，其中第1条（同一主体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分开审理）、第10条（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非同一法律关系的犯罪线索，移送线索、案件继续审理）、第11条（不属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驳回起诉并移送）、第12条（侦查机关函告时的审查处理）构成现行程序规则的基本骨架。[^18] 规则演进的理论实质，是从"以刑统民"的一元格局转向以"同一事实"为枢纽的类型化处理。"先刑后民"作为惯性思维在学理上受到系统批评：郭晶主张"松解'刑事优先'束缚"，认为"分离不等模式应为常态选择，从而压缩办案者推诿塞责的空间"；[^19]刘艳红从被害人救济角度提出"先民（商）后刑、出民（商）方可入刑"的公力救济顺位——"欺骗行为不影响被害人通过民事救济、民事诉讼等方式实现其权利的，一般不宜认定为商事诈骗犯罪"；[^20]胡云腾则指出，骗取贷款罪以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为构成条件，"必须先确定金融机构是否有实际损失及损失多少，这往往需要先走民事诉讼确定损失"。[^21]这些论述共同表明：程序顺序不是先验教条，而是随案件类型、证明结构与救济可能性而动的政策选择。对银行而言，"先刑后民"并非天然有利——刑事优先的代价是民事程序中断，而在损失确定、担保完备的场景下，"先民后刑"反而可能更利于快速回收。 ### （二）"同一事实"的认定基准 "同一事实"是程序选择的枢纽概念，裁判实践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三要素认定框架：实施主体、法律关系、要件事实。[^22]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件中明确："应当从实施主体、法律关系、要件事实三个角度进行认定......如果不是同一主体实施的行为，一般情况下不宜认定为'同一事实'"；当事人不同一的，即使在法律事实上有一定牵连关系，由于在不同的当事人之间分别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也应当分别受理和审理。[^23] 更为精炼的规则表述是：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主体相同，且案件基本事实存在竞合或者基本竞合的，可以认定构成"同一事实"；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与刑事案件的主体不一致的，不能认定为"同一事实"；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事实与民事案件的基本事实无关的，即使主体相同，也不构成"同一事实"。[^24]刘贵祥将上述标准操作化为两个银行场景的正反例证：其一，银行柜员私吞储户交付的存款涉嫌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的，储户是犯罪被害人而银行并非犯罪嫌疑人，储户以储蓄存款合同起诉银行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其二，行为人正常订立贷款合同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欺诈手段拒不还贷、涉嫌贷款诈骗罪的，金融借款合同逾期违约事实的认定不受合同履行过程中犯罪的影响，法院对金融借款纠纷可继续审理。[^25]这两个例证对银行具有直接的检索价值：判断的关键不在"案件是否沾刑"，而在刑事构成要件事实与民事争议基本事实的重合程度。 ### （三）驳回起诉、中止审理与分别审理的适用界限 理论上，三种程序工具构成"让渡程度"递减的梯度。驳回起诉是民事程序对刑事程序的完全让渡，仅适用于"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情形（1998年《规定》第11条、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5条），本质上是对民事起诉权的否定，其后果是债权人只能转入刑事追赃退赔轨道。中止审理是暂时让渡，适用于"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情形（《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5项，《九民纪要》第130条，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7条）。分别审理则是不让渡的原则形态（1998年《规定》第1条、第10条，《九民纪要》第128条列举的五种应当分别审理的情形——主合同债务人涉罪而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人以法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罪而相对人请求法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定代表人等职务行为涉罪而相对人请求法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涉罪而赔偿权利人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受害人请求涉罪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26] 梯度构造的规范含义是：程序工具的选择必须与让渡理由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在指令审理的裁定中对此有系统阐述：受案法院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5项之规定，先行裁定中止审理，"但不能以此认定民事案件的法律事实与刑事案件的法律事实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径行裁定驳回起诉"；对于与刑事犯罪有牵连关系的本来属于民事纠纷的案件，不予受理或者受理后不恰当地裁定驳回起诉移送侦查机关，"未能依法妥善保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23^换言之，即便民事案件确须等待刑事案件的结果，正确的工具也是中止审理而非驳回起诉——前者保留了民事诉讼的程序框架，后者则将其彻底关闭。 中止的边界同样需要澄清。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7条的中止标准应作限缩解释：仅当民事案件的基本事实无法独立查明、关键证据依赖刑事查证、争议标的物被刑事查封、合同系犯罪链条环节等情形，才构成"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27]事实牵连本身不足以支撑中止——前述民间借贷纠纷与操纵证券市场刑案的并存即是适例：尽管相关事实存在一定牵连，但刑事案件审理的是案外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民事案件审理的是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借款关系，"并非必须以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中止事由不能成立。^10^ 程序工具还可以按被告切割适用。借款人涉嫌骗取贷款罪被提起公诉的案件中，犯罪事实与金融借款纠纷系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对借款人的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但担保人并未涉嫌刑事犯罪，参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8条"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对担保人的起诉应当继续审理，一审整体驳回属于适用法律错误。^6^这种"部分驳回＋部分指令审理"的处理对银行的诉讼策略极具启发：即便对借款人的民事起诉受阻，对担保人的诉讼仍可独立推进；起诉时将担保人列为独立的请求对象，可以最大限度对冲程序风险。 ## 四、刑民交叉案件的实体规则：合同效力与担保责任 ### （一）涉刑合同"可撤销说"的理论依据 涉刑合同效力的传统立场是"当然无效说"：行为构成犯罪，合同即因违反刑法这一最严厉的强制性规范而无效。该说的理论根源是对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误读。夏昊晗的批驳切中要害："合同有效不等于行为合法，且刑法与民法的评价对象不一致，刑事上构成犯罪并不必然意味着合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而不得仅以构成犯罪为由当然否定合同效力，而应当依据民事法律进行独立判断。"[^28]法秩序统一性的核心要求是不同法域向国民提供的行为指引一致；而"既然合同有效并不意味着行为在民事上被评价为合法，则即使刑法认定构成犯罪而民法认定合同有效，也并不必然会在行为指引上出现民法允许刑法却予以禁止的冲突，自然就并不违反法秩序统一性原理"。[^29]江必新从另一个侧面给出同构论证："民事行为有效不等于合法，进而言之，刑行民交叉行为构成犯罪后，相关的行政行为或民事行为继续有效，并不等于该行为合法，故不违背法秩序统一原理。"[^30] 评价对象的不一致还可进一步展开：刑法评价的是当事人一方的诈骗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侵害了何种法益；民法评价的是双方缔约行为是否出于真实合意、应否赋予私法效力。两个评价各自独立运行，前者的结论不能直接代入后者。《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起草过程中曾试图规定涉犯罪合同效力的综合判断规则，终因争议过大而删除，正式文本仅保留第16条第1款的一般规则，这也印证了独立判断立场下个案权衡的不可避免。^29^ "可撤销说"的规范构造建立在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递进关系之上："行为构成刑事诈骗，并不影响民事欺诈的成立。相反，刑事上构成诈骗，民事上必然成立欺诈。"[^31]据此，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场合的借款合同在民法上构成《民法典》第148条的一方欺诈，受欺诈方享有撤销权。轻重平衡的论证亦具说服力：欺诈未达犯罪程度时受欺诈方尚有撤销权，达于犯罪反而丧失撤销权而只能接受合同无效，显然失衡。 裁判实践已完成从"当然无效"到"可撤销"的演进。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2条第1款确立"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并以《民法典》第144条、第146条、第153条、第154条及该解释第13条作为个案效力判断的依据。金融借款领域的标杆是(2019)最高法民终114号判决："刑事判决已经认定本案主债务人构成骗取贷款罪，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其与贷款人订立的借款合同为可撤销合同。而贷款人作为撤销权人，没有主张撤销合同，则合同有效。"[^32]基层法院的方法论样本则见于(2023)鲁0829民再12号再审判决：对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等各项无效事由逐项排除之后，认定受欺诈而未行使撤销权的借款合同有效、保证合同有效。[^33]反面样本是前述某农商银行案：法院以"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原《合同法》第52条第3项）认定借款合同无效——但该路径在《民法典》体系下已被第146条通谋虚伪表示规则取代，不能再依原《合同法》第52条第3项认定当然无效；[^34]且该案中银行工作人员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银行被认定存在明显过错，是无效认定的关键加重因素。缔约欺诈与履约欺诈之别、银行善意与银行过错之别，构成涉刑合同效力判断的两条经纬线。 ### （二）银行不行使撤销权的法理 撤销权配置给受欺诈方即银行，形成"选择权"构造：银行可以请求撤销合同、恢复原状，也可以维持合同效力并主张履行。(2019)最高法民终114号案中银行不撤销而主张解除合同；(2023)鲁08民终922号案中银行明确选择继续履行合同、要求借款人偿还本息，均获支持。[^35] 选择背后的利益结构决定了一般性答案。行使撤销权：合同自始无效，银行只能请求返还本金及资金占用费，约定利息、罚息、违约金请求权全部丧失，担保原则上随主合同无效而失去效力。不行使撤销权：合同有效，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俱在，担保责任存续。夏昊晗对此的概括是："一旦认定合同无效，意味着犯罪行为人承担的民事责任更轻，可以不必支付约定的利息，不仅不利于保护受害人，也不利于打击犯罪、预防犯罪。"[^36]刘贵祥的表述更为直接："以骗取贷款罪为例，一旦认定合同无效，且不论担保将随之无效，就连追究犯罪分子违约责任的可能都没有了，显然有悖常理，更有悖法理。"^34^需要注意的是，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形式适用范围不含金融机构贷款，但其确立的规则经由"参照"技术已实质进入金融借款审判——前述对担保人指令审理的最高法院裁定即参照该解释第8条作出，这一解释论现象本身也说明涉刑合同效力规则在借贷领域的同构性。 与解除权的衔接同样顺畅。银行在维持合同有效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主张解除合同：(2019)最高法民终114号案确认，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承担担保责任。履行阶段的犯罪则不影响此前订立的合同效力——金融借款合同订立后为促使放款而行贿构成犯罪的，不应认定借款合同无效；[^37]同理，借款人在履约环节的犯罪也不构成银行主张违约责任的额外障碍。时间维度的切割（缔约欺诈影响效力、履约犯罪不影响效力）与主体维度的切割（谁的行为、对谁的效力）共同构成银行实体主张的分析框架。 ### （三）担保责任存续的正当性 担保责任的存续首先是从属性原则及其缓和问题。《民法典》第388条第1款、第682条表达了担保从属性的一般原理，但从属性并不等于主合同效力的机械传导。刘骏主张对从属性原则作限缩解释：主合同无效时担保权不必然随之消灭，担保人的意思自治与担保物权的物权属性可以支持特定情形下担保权存续，以平衡债权人保护。[^38]这一理论与"可撤销说"在功能上相互支撑：既然涉刑合同有效是原则，担保责任即不存在从属性障碍。 规范层面已形成程序与实体的双重保障。受理层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8条要求对借款人涉罪情形下出借人起诉担保人的案件应予受理；抗辩层面，该解释第12条第2款规定担保人以借贷行为涉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合同效力与当事人过错依法确定其责任。程序能力层面，"《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刑事诉讼追缴、退赔措施、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等的规定均不能解决保证责任承担、第三人提供的物的担保优先受偿问题，只能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解决"。^27^三项保障叠加，使担保权利主张成为银行在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中的最优通道。 担保有效的裁判理由在(2023)鲁0829民再12号案中得到完整展开。其一，保证合同的单务性：无论权利人在履约过程中是否存在瑕疵，保证人均应依法依约履行自己的义务，银行未适时履行审查监管义务不等于以欺诈手段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其二，欺诈知悉要件：无证据证明银行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款人对保证人有欺诈行为的，不能免除保证责任。^33^《民法典》第149条的第三人欺诈规则为此提供了现行法依据：第三人实施欺诈而相对方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才有撤销权。这恰恰划出了担保免责的真正出口——其成立以银行"明知"为要件。 即便落入无效情形，责任分担仍有底线规则：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的，视过错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担保人和债权人均有过错的，赔偿责任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主合同无效导致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的，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有过错的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39]但前述某农商银行案警示了底线被击穿的可能：主合同无效、抵押合同无效、抵押权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银行彻底丧失优先受偿权，无过错的担保人全然免责。"合同有效——担保存续"与"合同无效——担保落空"之间隔着的不是抽象教义，而是受偿率的断崖。 ### （四）恶意串通例外的限缩解释 恶意串通（《民法典》第154条）是涉刑合同无效的最后堡垒，也是担保人免责抗辩的终极武器，其适用应受三重限缩。 其一，主体限缩。恶意串通要求合同双方通谋，仅一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工作人员构成犯罪而单位未构成犯罪的，不应认定单位与相对方恶意串通。银行工作人员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且借款人构成行贿罪的，应依《民法典》第164条判令代理人与借款人对银行承担连带责任；就合同效力而言，宜走越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路径——银行可以选择追认（进而向担保人主张权利）或者不追认。^34^追认机制使银行在内部人涉案时仍保有担保利益的操作空间，实务价值显著。 其二，罪过形态限缩。恶意串通以双方故意通谋为前提，不适用于一方构成过失犯罪的情形。"如果在判处借款人骗取贷款罪的同时，判处出借人的工作人员违法发放贷款罪，就不能适用《民法典》第154条认定合同无效，因为一旦合同被认定无效，则担保也将被认定无效，就对银行会很不公平。所以，将该合同认定为可撤销合同更加合理。"^37^(2023)鲁0829民再12号案正是这一逻辑的基层实践：放贷承办人构成的违法发放贷款罪系过失犯罪，与借款人的故意犯罪不构成共同犯罪，即无恶意串通可言，保证责任照旧。 其三，时间限缩。影响合同效力的犯罪原则上应发生于合同订立阶段，履行阶段的串通犯罪不影响此前订立的合同效力：金融借款合同订立后，借款人行贿与银行工作人员串通形成虚假不良贷款的，该犯罪不影响金融借款合同的效力。^37^限缩解释的功能导向十分清晰：把恶意串通从"口袋条款"还原为真正的例外，为担保存续守住通道。 ## 五、追赃退赔与民事执行的衔接：双重受偿禁止 ### （一）追赃退赔与民事受偿的规范关系 《刑法》第64条确立的追缴退赔是刑事涉财产处置的基础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40]但该批复的不予受理范围仅限于"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之诉，不包括赔偿损失之诉——银行就未能退赔的借款本息等损失提起民事诉讼的，依法应予受理。案例库收录的某银行诉名义借款人及保证人案对此作了完整论证，并确认银行选择继续履行合同的路径。^35^ 追赃与民事程序并行不悖。(2019)最高法民终114号判决指出："生效刑事判决责令主债务人将骗取的贷款款项退赔给贷款人的事实，并不影响贷款人基于民事合同关系主张本案"；且"民事案件责任主体与刑事案件的责任主体并不完全一致"——犯罪人仅与借款人及保证人之一重合，其余主体的民事责任仍应通过民事诉讼处理。^32^这一说理将"刑事退赔"与"民事责任"安放于各自的轨道，为银行保留了对未涉罪主体的完整诉权。 时点边界上需要留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另有裁定确立"追赃退赔程序结束前，被害人以被告人之外的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的立场。[^41]该裁定援引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虽已废止，但其以追赃退赔的实际效果作为另诉时点条件的思路仍有实践影响。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8条对担保人之诉的明确受理规则相对照，合理的解释是：对担保人的起诉不受追赃程序进展限制，对其他责任主体的损失赔偿之诉则宜评估追赃进展后再行启动，以避免受理障碍与程序往复。 ### （二）受偿顺位规则及其边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13条确立了被执行人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且财产不足以支付时的执行顺序：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退赔被害人的损失、其他民事债务、罚金、没收财产依次受偿；债权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并主张优先受偿的，应当在医疗费用受偿后予以支持。[^42]据此，银行就担保物享有的抵押权优先受偿权原则上先于退赔被害人的损失受偿。 涉非法集资案件存在特别规则：两高一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条规定，退赔集资参与人的损失一般优先于其他民事债务以及罚金、没收财产执行。[^43]两项规范的适用张力集中于：优先受偿的担保物权能否对抗集资参与人的退赔优先。法答网答疑意见对后者作有两项限缩——优先的财产范围限于"涉案财产"即赃款赃物，不能扩大到被告人的其他合法财产；赃款赃物原物已不存在或与其他财产混同的，被害人损失只能作为普通债权有序受偿。[^44]以此衡量，担保物权与追缴退赔的冲突本质上是物权公示效力与刑事追缴政策的位阶问题：追缴的效力射程以赃物识别为前提，当赃款已转化为不动产并设有完备的担保物权时，以资金来源追溯替代物权公示作"份额化"切分，其正当性存有疑问。 担保物权与追缴退赔在执行分配环节的正面冲突，近年已有真实样本。某分行与某借款人商品房按揭贷款纠纷系列案中，借款人以集资诈骗所得赃款支付首付款、以按揭贷款支付剩余房款购置房产并抵押给银行；民事判决确认了银行对抵押房产拍卖价款的优先受偿权，但刑事执行程序变价处置该房产时，按购房款中赃款与合法贷款的比例切分拍卖款，认定银行仅对按揭贷款对应份额上的抵押权构成善意取得并对该份额优先受偿，赃款首付对应份额则追缴发还集资参与人，银行的执行异议被驳回。[^45]与(2019)最高法民终114号案、(2023)鲁08民终922号案等"合同有效——担保存续——协调受偿"的路径相比，该案呈现出两个特点：冲突不在审理阶段而在执行分配环节，生效民事判决确认的优先受偿权在刑事追缴面前被"份额化"限缩；银行的损失并非全然源于实体规则不利，而部分源于自身操作——贷前未识别首付款项性质、抵押预告登记长期未转为正式登记、借款人被刑事立案后未及时向办案机关申报抵押债权。其启示在于：涉刑贷款的执行风险必须前移至贷前审查与担保登记环节防控，刑事程序启动后的权利申报则是顺位利益的最后防线。 对刑民执行竞合的整体格局，郭晶的批评可资参照：实践中刑民执行事实上呈"先保先得"的查封竞赛局面，其主张建立财产执行信息备案与告知机制，资不抵债时债权人可申请中止在先刑民执行并参与分配财产。[^46]对银行的操作含义是：抵押物一旦卷入刑事处置，第一时间申报优先受偿权、申请参与分配，比事后再行救济有效得多。 ### （三）双重受偿禁止与执行协调技术 双重受偿禁止的规范表达见于案例库收录的某银行诉名义借款人及保证人案裁判要旨："受害人有权就刑事责任主体之外的其他责任主体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受害人不能也不应通过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双重受偿。双重受偿问题可通过对刑事追缴、退赔和民事责任的认定及执行程序进行平衡协调解决。"具体展开为两项技术：通过刑事追赃退赔已部分获赔的，在民事案件审理中作为查明的事实从损失中扣除；未获实际退赔的，在刑民各自作出裁判后，通过执行程序合并执行或协调执行避免重复受偿。^35^ 冲抵规则的确立者是(2019)最高法民终114号判决："如果相关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发还贷款人款项，则应冲抵主债务人依本判决应支付的金额，执行法院应结合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认定，确定民事责任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范围和赃款退还的对象，避免民事权利人（刑事被害人）双重受偿。"^32^扣减的时点则以民事判决作出为界：判决作出前已有追缴退赔的，当事人在民事案件审理中主张扣减；判决作出后追缴退赔的，在执行程序中将已追缴到位的赃款赃物从执行标的中扣减。^27^此外，名义借款人依民事判决承担的还本付息责任与实际借款人依刑事判决承担的退赃退赔责任构成不真正连带责任，不存在比例或补充责任的问题，人民法院在执行环节做好协调即可。[^47] 参与分配环节存在双向机制：被执行人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而财产不足的，刑事被害人可以依生效刑事裁判申请在其他民事执行案件中分配，符合条件的民事案件债权人也可以到刑事案件中参与分配。[^48]对银行而言，要点在于"主动申报、双向排队"——既在民事执行中申报刑事退赔情况，也在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申报担保债权，让两套执行系统都能"看见"银行的权利。 ## 六、结论与建议 ### （一）类型化处置决策路径 理论梳理可以归结为三点结论：程序规则已从"刑事优先"演进为以"同一事实"为枢纽的类型化处理；实体规则确立了涉刑合同"可撤销"而非当然无效的基调，恶意串通等无效事由趋于限缩；执行规则以双重受偿禁止为底线，以冲抵、扣减与参与分配为协调技术。三者合成一个自洽的决策框架，银行的处置路径可依此展开。 第一，竞合型（同一事实）案件：报案并配合刑事追诉，以追赃退赔为主渠道，同时向办案机关申报债权；对名义借款人、未涉罪担保人等非同一主体，保留并适时提起民事诉讼——程序切割技术已为此提供明确空间。 第二，牵连型案件：刑民并举，径行起诉担保人及未涉罪主体，不必等待刑事案件结果；确须以刑案结果为依据的，主动接受中止审理而非被动承受驳回起诉，并利用中止期间完成证据整理与财产保全。 第三，报案时点评估应综合四项因素：一是民商事救济的可能性与效率——欺骗行为不影响民事权利实现的，刑事报案并非唯一选项，民事途径可能更快；二是刑事立案对既有或拟提起民事诉讼的影响（驳回起诉风险）；三是担保物是否可能被认定为涉案财物而卷入追缴（执行分配风险）；四是内部人涉案的双刃剑效应——报案止损与银行过错暴露、合同效力风险之间的权衡。 第四，不轻易行使撤销权。维持合同有效是保住利息罚息请求权与担保责任的前提，前引(2019)最高法民终114号、(2023)鲁08民终922号两案及理论论证均已充分说明；仅在合同有效将导致更不利后果的个别场景（如利率条款严重违法）才需重新评估。 第五，执行环节主动申报与冲抵。进入执行后主动申报刑事退赔情况、申请参与分配、接受冲抵安排，防止双重受偿争议反向侵蚀执行进展；对拍卖款分配方案有异议的，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并及时转向参与分配等替代路径。 ### （二）银行操作建议与风险应对 1.贷前尽调与内控建设。内部人犯罪的土壤是内控失效：检例第190号所涉银行无保函资质而出具4亿元融资性保函、化整为零规避授信上报监管、逆程序操作放贷，层层内控形同虚设；[^49]信贷人员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还会反向作用于合同效力与担保效力。应将对公贷款的用途与贸易背景真实性核查、首付款等自有资金来源核查嵌入贷前审查清单，将骗取贷款、违法发放贷款、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等罪名的风险要件转化为审查要点，并对授信额度监控、印鉴管理与越权审批保持刚性约束。 2.涉刑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处置。发现借款人涉刑或资金涉赃后，立即固定借款合同、担保文件、放款凭证、资金流向凭证与贷前审查底稿；及时向刑事办案机关申报债权与担保权利——前述按揭贷款执行分配案显示，未及时申报的银行只能在分配阶段被动救济；财产保全的启动亦不应因刑事案件的存在而自我设限，民事保全与刑事查封的协调是法院的职责，债权人不应当替法院"先刑后民"。[^50] 3.建立刑民双轨回收台账。对涉刑不良贷款单独建账，逐案动态记载刑事追缴退赔数额与民事受偿数额：民事案件审理中主动申报已退赔数额促成扣减，执行程序中主动申报冲抵，使两套程序的回收额始终处于可核对状态。台账同时服务于止损决策——当刑事退赔与民事受偿之和已覆盖债权时及时终结相应程序，避免无谓的执行成本。 4.担保权利主张优先策略。凡有抵押、质押或保证担保的案件，优先设计以担保权利实现为核心的诉讼与执行方案；定期排查担保登记完备性，抵押预告登记具备转本登记条件的第一时间转为正式登记——按揭执行分配案中，依赖司法解释拟制的预告登记抵押权在刑事追缴面前被限缩，正式登记的完备性是对抗份额化认定的基础；内部人涉案时善用追认机制，在越权代表的框架下选择追认以保全对担保人的权利。 5.综合运用市场化处置手段。对涉刑但担保充足、借款人尚有持续经营能力的项目，在刑事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评估债务重组等替代路径的可行性，以现金流分析为核心设计展期、利率调整、还款方式重整等方案，避免"一诉了之"放大损失。[^51] 归结而言，刑民交叉案件的裁判规则体系已经为银行提供了清晰的行动地图：以类型化判断选择程序轨道，以不行使撤销权守住实体利益，以主动申报衔接两套执行体系。规则意识与操作细节的合一，是从"看得见的裁判规则"到"拿得到的回收现金"之间的最短路径。 [^1]: 参见刘立杰、印波等：《银行业刑事风险防控与应对》，法律出版社2025年版，第四章"银行刑民交叉"。 [^2]: 郭晶：《"刑民交叉"的学理重释与程序调处》，载《法商研究》2026年第4期，第184-188页。 [^3]: 参见李晓智：《检视与重构：刑民交叉案件的裁判进路及其适用规则》，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 [^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编写，贺小荣、孙宪忠主编：《民商事审判实务》（第4册），人民法院出版社2025年版，第六编"刑民交叉案件重点难点问题"。 [^5]: 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029号民事裁定书。 [^6]: 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531号民事裁定书。 [^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编：《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要旨精选（中册）》，人民法院出版社2025年版，民商事篇"民刑交叉"专题。 [^8]: 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238号民事裁定书（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3-01-2-103-002）。 [^9]: 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终874号民事裁定书（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3-08-2-103-008）。 [^10]: 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终880号民事判决书。 [^11]: 鲍颖焱：《自贸区金融风险防范的法秩序统一》，载《人民司法》2024年第3期，第100页。 [^12]: 周光权：《担保真实足额与骗取贷款罪的界限——从两起涉民营企业保护刑事再审典型案例出发》，载《法律适用》2023年第11期。 [^13]: 刘艳红：《刑民交叉视角下商事诈骗犯罪的刑民界分》，载《清华法学》2025年第1期，第70页。 [^14]: 刘贵祥：《关于金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的理念、机制和法律适用问题》，载《法律适用》2023年第1期，第20页。 [^15]: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十七批指导性案例（检例第190号，宋某某违规出具金融票证、违法发放贷款、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2023年7月31日发布。 [^16]: 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61号民事裁定书。 [^17]: 江必新、胡云腾、王轶：《刑行民交叉疑难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6期，第1页。 [^1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2020年修正）第1条、第10条、第11条、第12条。 [^19]: 郭晶：《"刑民交叉"的学理重释与程序调处》，载《法商研究》2026年第4期，第192页。 [^20]: 刘艳红：《刑民交叉视角下商事诈骗犯罪的刑民界分》，载《清华法学》2025年第1期，第72页。 [^21]: 江必新、胡云腾、王轶：《刑行民交叉疑难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6期，第9页。 [^22]: 参见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办理刑民交叉法律业务操作指引》（2022年发布）第10条、第11条。 [^23]: 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终874号民事裁定书（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3-08-2-103-008）。 [^24]: 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238号民事裁定书（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3-01-2-103-002）。 [^25]: 刘贵祥：《关于金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的理念、机制和法律适用问题》，载《法律适用》2023年第1期，第20页。 [^26]: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128条、第13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5条、第7条。 [^2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编写，贺小荣、孙宪忠主编：《民商事审判实务》（第4册），人民法院出版社2025年版，第六编"刑民交叉案件重点难点问题"。 [^28]: 夏昊晗：《刑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的认定》，载《中国法律评论》2025年第3期，第127页。 [^29]: 夏昊晗：《刑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的认定》，载《中国法律评论》2025年第3期，第132-133页。 [^30]: 江必新、胡云腾、王轶：《刑行民交叉疑难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6期，第13页。 [^31]: 夏昊晗：《刑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的认定》，载《中国法律评论》2025年第3期，第140页。 [^32]: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14号民事判决书。 [^33]: 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2023)鲁0829民再12号民事判决书，载《中国法院2025年度案例·民间借贷纠纷》分册。 [^34]: 刘贵祥：《关于金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的理念、机制和法律适用问题》，载《法律适用》2023年第1期，第21页。 [^35]: 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鲁08民终922号民事判决书（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4-08-2-502-001）。 [^36]: 夏昊晗：《刑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的认定》，载《中国法律评论》2025年第3期，第141页。 [^37]: 刘贵祥：《关于金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的理念、机制和法律适用问题》，载《法律适用》2023年第1期，第22页。 [^38]: 参见刘骏：《主合同无效后担保权存续论》，载《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2期。 [^3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17条。 [^4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2013年）。 [^41]: 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7169号民事裁定书。 [^4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法释〔2014〕13号）第13条。 [^4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高检会〔2019〕2号）第9条。 [^44]: 参见《法答网精选答问（第1-37批）》刑事相关答问1-5（破产程序中刑事追赃债权清偿顺位问题）。 [^45]: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6)鄂01执异234号执行裁定书。 [^46]: 郭晶：《"刑民交叉"的学理重释与程序调处》，载《法商研究》2026年第4期，第198-199页。 [^47]: 参见《法答网精选答问（第1-37批）》民商事相关答问4-3（实际借款人涉嫌贷款诈骗罪，名义借款人与出借人签订的借款合同之效力认定问题）。 [^48]: 参见茆荣华主编：《上海法院类案办案要件指南》（第4册），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执行编"刑民交叉下参与分配的适用"。 [^49]: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十七批指导性案例（检例第190号，宋某某违规出具金融票证、违法发放贷款、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2023年7月31日发布。 [^50]: 郭晶：《"刑民交叉"的学理重释与程序调处》，载《法商研究》2026年第4期，第198页。 [^51]: 王彬、蔡文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重组：规则框架与实施约束——基于现金流"三要素"的风控决策优化视角》，载《金融会计》2025年第11期，第59-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