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乙与秦某抚养费纠纷调解案

李某甲与秦某婚后于1998年生育一子李某乙，李某乙自幼患有精神疾病。秦某在李某乙三岁时离家出走，李某乙由李某甲独自抚养。后李某甲与秦某于2020年10月15日协议离婚，约定李某乙跟随父亲李某甲生活。李某乙近来病情加重，父亲李某甲收入微薄，无力支付李某乙长期住院治疗疾病所需的医疗费、生活费等费用。李某乙遂请求母亲秦某每月支付抚养费400元，但秦某表示没有能力长期负担李某乙抚养费。双方协商不成，李某乙遂诉至法院。

法院收到起诉材料后，考虑到李某乙精神残疾的特殊情况，立即组成工作专班负责摸排工作，并第一时间到社区走访：一是倾听诉求，掌握情况。几番沟通后，法院了解到李某甲因四级肢体残疾，仅凭在外拾荒为生，收入不稳定，日常多由姑姑、表姐等亲属对李某乙进行照看，且李某乙目前尚未办理最低生活保障。通过电话联系，调解员了解到秦某年纪较大，自身亦患有疾病，日常在外租房，仅靠提供临时家政服务维持生计，无固定收入，其经济状况确实无力长期承担李某乙诉请的抚养费数额。二是走访了解，查明实情。调解员与社区工作人员在对李某乙亲属及社区居民走访过程中，了解到李某乙因家庭无力负担其医疗费用，病情得不到控制日益严重，时有露宿在外的情况，且李某乙为二级精神残疾，发病时存在自残、暴力倾向，常在社区游荡，影响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病情严重时甚至曾对其父亲李某甲实施锁喉等危险行为。 了解到案件基本情况和当事人诉求后，法院有针对性地开展以下工作：一是保障治疗，妥善安置。协调各方，优先保障李某乙现阶段治疗，稳定其病情。在与李某乙姑姑、表姐等亲属沟通后，其亲属均表示愿意垫付李某乙现阶段住院治疗费用，以暂时解决李某乙目前就医治疗的问题。 二是多方联动，协商调解。邀请熟悉社区工作的人大代表参与调解，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法院指派了解当事人情况的调解员在法官指导下，联动人大代表、民政部门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共同开展调解工作。在前期摸排充分掌握当事人情况的基础上，调解员与人大代表一方面做着李某甲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作为李某乙的监护人，能够考虑秦某实际情况，适当降低李某乙的请求的抚养费金额；另一方面，向秦某讲明李某乙的现实情况，并从情理法的角度，耐心阐释其应当承担的抚养义务。 三是实质解决，长效保护。为避免李某乙今后治疗和生活再次出现困难，实质性解决李某乙的生活困难问题，法院积极协调李某乙所在辖区民政部门，并邀请人大代表进行监督，在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前提下，为李某乙尽快办理最低生活保障。人大代表通过参与本次调解，针对残疾人群体权益保障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并与辖区民政部门、社区形成类案保护机制，共同促进基层社会治理。

残疾人群体应当得到社会各界更多地关注与保护。做好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对于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精神残疾人李某乙家庭经济困难，加之其父亲也系残疾人，母亲亦年老多病，均无力承担其长期就医诊治所需费用，若直接判决，不仅无法实质性解决李某乙医疗及生活困难等问题，也可能因李某乙无法得到及时治疗，病情恶化，给辖区治安稳定带来一定风险。因此，在面对特殊群体纠纷时，法院要准确掌握当事人基本情况及纠纷发生原因，主动靠前作为、积极延伸职能，充分考虑困难群众的现实诉求，通过做实前期走访摸排工作，针对性开展纠纷化解工作。同时，邀请人大代表以及民政等相关职能单位，共同做实实质解纷工作，从根本上解决当事人急难愁盼，实现案结事了，让残疾人群体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和温暖。

秦某一次性支付李某乙抚养费800元，并且将其名下唯一一套小面积住房赠与李某乙，供李某乙将来生活居住。在法院协调下，各方为李某乙办理最低生活保障开通绿色通道，在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前提下，在纠纷诉至法院当月即办理完成，次月李某乙即领取保障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3条、第28条、第34条、第106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2018年修正）第6条、第9条、第6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41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