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某与朱某甲、朱某乙、朱某丙、朱某丁、朱某戊赡养费纠纷调解案

黄某与丈夫朱某（已亡故）共生育了五个子女，分别是朱某甲、朱某乙、朱某丙、朱某丁、朱某戊。现黄某年满87周岁，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近年来又患多种疾病，需要子女照顾。女儿朱某丙、朱某戊认为父母早年重男轻女，成家后更是与母亲日渐疏离。儿子朱某甲、朱某乙、朱某丁也觉得仅由自己赡养老人不公平。后黄某由其所在的村民委员会担任临时监护人。现黄某诉至法院，要求五子女履行赡养义务。

法院收到起诉材料后，为解开当事人“心结”，避免矛盾激化，致使家庭关系陷入僵局，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先行调解，并邀请黄某所在地的法治网格员、乡贤代表等共同参与纠纷调处。调处过程中，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首先，发挥网格员属地优势，精准定位矛盾症结。网格员依托对地情、人情的深度熟悉，迅速了解纠纷情况。通过逐户走访、邻里访谈，梳理五名子女对母亲积怨的心理动因，发现关键矛盾点在于：黄某女儿因母亲情感忽视产生抵触情绪，而黄某儿子因心理失衡形成逃避责任心态。网格员以“家庭纽带守护者”角色，分别与子女建立信任，重点针对女儿进行情感疏导，同时引导儿子反思传统观念局限，初步打破对立僵局，为后续调解奠定基础。

其次，多维角色联动协作，分层击破认知壁垒。人民调解员、法治网格员、乡贤代表分别从法律、乡约、情理三个维度开展调解。法治网格员聚焦《民法典》第26条、1067条，逐条解读赡养义务法律后果；乡贤代表援引“孝亲敬长”的村规民约，通过宗族长辈现身说法，引导站在对方角度思考；人民调解员则运用“情感账户”，引导子女计算母亲养育成本与情感投入，加深相互理解。三方采取“错峰约谈+交叉劝导”策略，成功消解两名女儿抗拒心理及三名儿子推诿态度。

最后，依托网格法治驿站，系统重构亲情契约。调解员、网格员、乡贤代表等共同组织五名子女到当地网格法治驿站，通过“面对面”调解、“亲情唤醒”、法律释明等方式，引导子女从家庭和睦和关爱老年人的角度考虑。经过反复沟通，黄某与五名子女达成和解，并就赡养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本起纠纷系典型多子女赡养争议，具有三重特殊性：一是母亲传统观念引发女儿情感剥夺感与儿子责任逃避倾向，导致化解难度大；二是多子女家庭中，五人相互观望推诿导致赡养方案长期悬置；三是法律义务与亲情伦理交织，既需刚性法律约束又要柔性情感修复。此类纠纷若处理不当，易引发连锁家庭矛盾，不利于家庭和睦。本案中，人民调解员联合网格员、乡贤代表等基层解纷力量，协同开展解“法结”更解“心结”工作。网格员发挥“基层触角”功能，依托人熟、地熟优势精准锁定子女核心诉求，建立情感信任通道；人民调解员运用“法律阐释+情感疏导”双轨策略，通过民法典释明赡养父母刚性义务，结合“养育成本核算”唤醒道德自觉；乡贤代表激活乡土社会“差序格局”，以宗族伦理重塑孝道共识，通过基层单位多方合力，不仅以“柔性”方式妥善化解赡养纠纷，让老人安享晚年；又通过多方工作，解开父母与子女之间“心结”，维系家庭和睦关系。

各方当事人达成和解，由五名子女按照朱某甲、朱某乙、朱某丙、朱某丁、朱某戊的顺序按月轮流赡养黄某，如轮到的赡养义务人未尽赡养义务的，则向黄某支付生活费和护理费（生活费的标准1000元/月，护理费标准3000元/月），轮到赡养义务人赡养时具体的赡养方式由黄某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6条、第1043条、第1067条

《中国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8年修正）第14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