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某等114名家长与某文化公司、周某、钱某教育培训合同纠纷调解案

2020年11月，周某与某艺术公司签订《校区授权合同》，取得某教育品牌授权，约定未经某艺术公司同意，周某不得擅自转让某教育品牌。后周某成立某文化公司（系个人独资企业），使用某教育品牌并开始招生授课。2022年6月，周某与钱某签订转让协议，将某文化公司转让给钱某，约定由钱某继续使用某教育品牌招生授课，并承接剩余15万元的课时培训。2022年7月，钱某完成投资人变更登记后继续经营并收取课时费8.68万元。2022年8月，钱某“跑路”并关闭培训校区，导致刘某等114名家长的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剩余课时费无法退还。2022年9月，刘某等114名家长向当地教委、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消委）投诉，要求某文化公司、周某、钱某共同退还剩余课时费21.5万元。

教委、消委受理投诉后，考虑到涉及消费者较多、法律关系复杂，故请求法院指导调解。法院立即指派专人指导，并联合教委、消委、公安局等部门成立联调小组，商定调解思路，制定调解方案，开展纠纷化解工作。

一是疏导当事人情绪。按照调解思路及职责分工，消委及时组织当事人进行面对面沟通，倾听家长诉求，了解纠纷情况，并及时发出《致家长的一封信》，向广大家长通报纠纷的初步调查情况及调解进展，安抚家长情绪，建立家长对联调小组的信任，增强家长对纠纷化解的信心。

二是精准研判责任主体。联调小组经梳理发现：某文化公司属教育培训机构，周某作为某文化公司的负责人，其在经营过程中未向教委备案，存在违规经营行为；周某转让公司未取得家长同意，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关于债务转移的相关规定，仍应对转让前未履行的课时费承担退费责任；钱某经营期间未履行的课时培训，应由钱某承担退费责任，但周某将公司转让给钱某，未经某艺术公司同意擅自将某教育品牌一并转让，对家长存在一定误导，亦存在过错。

三是多部门协同联动。教委从政策法规角度指出周某违规办培训机构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消委指导家长备齐合同、交费记录等相关证据材料，同时梳理家长剩余培训课时，便于后期协商时与周某确认；法院通过类案释明法律风险，引导周某权衡诉讼成本与社会影响，促使其对转让前的剩余课时费主动担责；公安局协助寻找钱某下落，督促其出面协调解决。因钱某无法联系，鉴于周某未经某艺术公司同意擅自转让某教育品牌，联调小组将调解重点转向对于钱某经营期间应退还的剩余课时费，建议周某先行垫付。经联调小组反复做周某工作，周某愿意对所有剩余课时费承担退费责任，其后再根据转让协议中的有关条款向钱某进行追偿。

四是调后跟踪闭环解纷。教委、消委及时组织周某与刘某等114名家长签订协议。协议签订后，联调小组还建立“调后跟踪”机制，督促周某在规定时间内将款项退还家长。最终，周某依约向刘某等114名家长退款，并自愿放弃向钱某追偿，该系列纠纷得以实质化解。

预付式消费纠纷存在涉众广、资金风险高、矛盾易激化等特点。本案化解过程中，依托“法院+教委+消委+公安”联动解纷机制，集成行政、司法、行业等解纷资源，及时向社会通报纠纷调解进展，精准锁定责任主体，明确周某作为原经营者对转让前未履行课时费承担首要退费责任，结合其违规未备案经营、擅自转让教育品牌等行为，通过“法理情”融合施策，促使周某自愿对所有剩余课时费承担退费责任，破解履约困境。同时，建立调后跟踪机制，通过全程动态监督，督促周某及时履行调解协议，实现案结事了。通过“疏导情绪—责任厘定—协同联动—闭环履约”机制，不仅实现批量纠纷高效化解，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有力维护社会稳定。

刘某等114名家长分别与周某签订调解协议，周某一次性将剩余课时费21.5万元退还给家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5条、第509条、第551条、第563条、第57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年修正)第53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