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等64名劳动者与某电子厂劳动合同纠纷调解案

王某等64人自2016年陆续入职某电子厂。受多重因素影响，某电子厂2023年初开始经营困难，仅发放劳动者少量餐补，停发基本工资、绩效奖金、津补贴等。王某等64人与某电子厂协商无果后，诉至法院。

法院收到起诉材料后，考虑到涉及劳动者人数较多、案情较为复杂，依托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总工会、人社部建立的“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邀请总工会、人社部门共同组成调解小组，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委托工会调解组织进行先行调解，并由调解小组指导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结合解纷难点，明确职责分工。经前期摸排，本案调解面临三方面难题：第一，某电子厂不配合，拒不出面；第二，劳动合同未标注工资，现有证据不足，欠薪事实不清；第三，劳动者年龄普遍偏大，3名劳动者为超龄用工，2名未足额缴纳社保。针对上述问题，结合各自工作职能，各单位明确分工。其中，由人社部门督促某电子厂积极履行用工主体责任，监督社保补缴事宜；总工会指导某电子厂工会依法维权，工会调解组织则指派3名经验丰富的专业调解员组织调解；法院履行指导调解职能，指导调解员分小组、分类型、分批次开展调解工作。

二是全面释法说理，打好解纷基础。人社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深入某电子厂进行当面沟通，一方面宣讲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积极劝导企业积极面对经营困难，遇纠纷不逃避，切实履行用工主体责任，并向其释明违法后果；另一方面释明调解省时节费促和的优势，建议通过协商方式解决，给企业争取缓冲时间，以解决企业账上暂无资金回流的困境。某电子厂表示愿意协商。之后，人社部门促使某电子厂和2名未足额缴纳社保的劳动者达成共识，先解决本案工资后由某电子厂补足社保，人社部门负责监督执行。此外，工会调解员发挥“娘家人”纽带优势，一方面耐心倾听劳动者诉求，现场答疑解惑，舒缓劳动者因长期未正常领取工资的对立情绪，与劳动者建立信任基础；另一方面在沟通中摸排劳动者的欠薪构成、心理预期，打好解纷基础。

三是分组组织证据，指导分批调解。经过前期摸排发现，劳动合同中均未标注工资，查清欠薪具体数额还需组织证据。指导法官为此开展以下工作：首先，指导分组组织证据，发挥劳动者中中层干部“人头熟”、组织能力强的优势，将64人分为4组，每组2名中层干部，先培训中层干部证据收集的方法、标准，再由其指导其他劳动者准备证据，实现证据快速准确提交。其次，组织分批开展调解，对证据齐全的3名劳动者首批开展调解，调动劳动者组织证据的积极性，打好调解样板；对3名已经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劳动者按劳务关系，结合证据固定劳务报酬，形成个性化调解方案；对于能到现场的46名劳动者，开展第二批线下集中调解；对于不能到现场12名劳动者，指导双方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线签订调解协议。最终，促成王某等64人与某电子厂就工资支付等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该批纠纷得以妥善化解。

本案系劳动合同纠纷，涉及劳动者众多、对立情绪较大，如不能妥善化解，不利于维护和谐劳动关系。本案中，法院依托“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会同总工会、人社等部门组建调解小组，分工配合、优势互补，共同开展调解工作。人社部门积极履行劳动保障监察职责，法理与情理结合，督促企业现身解决纠纷，为推进调解奠定基础。总工会立足维护职工权益职责，指导某电子厂工会依法维权，并指派专业调解员参与调解，与劳动者建立信赖基础，平复劳动者对抗情绪。法院做实指导调解法定职能，指派法官全程跟踪指导调解，针对劳动者组织证据能力不足问题，分组教学，实现证据快速准确提交，并结合证据准备程度和劳动者实际情况，指导分批次、分类别开展调解，对证据齐全的劳动者首批开展调解，打好调解样板；对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劳动者按照劳务关系一并处理，形成个性化调解方案，有力维护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对12名无法到场的劳动者，指导在线签订调解协议，促成系列纠纷一揽子、实质性化解，有力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和谐劳动关系。

64名劳动者分别与某电子厂签订调解协议，陆续拿到被拖欠的工资共160万余元、劳务报酬5万余元；某电子厂也为2名欠缴社保劳动者补足社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第30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3号）第6条、第10条、第11条、第26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司法部、财政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协商调解工作的意见》（人社部发〔2022〕7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