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某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调解案

2021年，龚某购买假药治疗自身疾病，后因其他家庭成员身患重病又无经济来源，在明知是假药的情况下铤而走险购买30650元的假药用于销售，形成“吃假售假”情况，共获利4000元左右。2024年3月，龚某因犯销售假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8万元。同年4月，某检察院提起诉讼，要求龚某赔偿公益损害赔偿款40000元。

法院收到检察院移送案件材料后，通过法院与检察院建立的“公益诉讼调解联动工作机制”，对龚某情况进行调查，得知存在以下特殊情况：一是“吃假售假”事出有因。龚某本人常年疾病缠身，其配偶确诊为乳腺癌晚期，家庭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生计较为困难，因此才铤而走险。二是犯罪情节相对较轻。在刑事案件的几名同案犯中，龚某只是销售未参与制造，销售金额相对较少，获利最少。三是悔罪态度较好。刑事案件中龚某到案后主动交代犯罪事实，认罪认罚并主动退缴违法所得。基于上述情况，调解员与指导法官综合评估本案的背景因素、龚某履行能力、造成的社会影响等，认为如果本案直接判决，极有可能因龚某缺乏履行能力影响判决效果，难以实质化解纠纷。如果能够采用调解方式化解，不仅无损于社会公共利益，还有利于保障受损公共利益及时修复。为此，法院及调解员按照“三步走”策略开展如下工作。 一是依法开展调解工作。由于龚某已为其非法销售假药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87条“对于公益诉讼案件，当事人可以和解，人民法院可以调解”的规定，本案可以依法调解。同时，龚某在刑事案件中认罪认罚态度较好、案涉标的额较小，且及时退缴了违法所得，有主动履行赔偿责任和其他社会责任的意愿，调解可行性较大。法院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遂将本案委派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并提供调解指导。 二是合法、合理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困难。在调解过程中，龚某表示自己不应该因家庭经济困难就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深刻认识到自己销售假药的行为给社会公众带来的恶劣影响，同时也表示以“吃假售假”的方式来维持生活实属无奈之举，自己在刑事案件中已积极退赃、交纳罚金，现在经济确实困难，希望通过调解“从宽处理”。调解员向龚某释明，根据法律规定，由于其侵害了公共利益，赔偿金额无法减少，但可以就龚某经济条件、家庭和身体状况等与检察机关沟通，争取缓解赔偿压力。为此，法检两家联合上门走访、开展社区调查，对龚某身体状况欠佳、家庭收入微薄、履行能力较差等情况进行了进一步核实。最终，检察院同意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基础上，适当放宽履行期限，龚某可以分两期支付赔偿金。 三是调解后跟踪、督促赔偿义务人履行社会责任。在达成调解当日，调解员即督促龚某履行了第一期损害赔偿款，在第二期给付期限届满前调解员又及时提醒，督促其继续履行赔偿责任。履行过程中，龚某曾表示自身文化水平较低，对登报（网）道歉的内容、格式、途径缺乏了解，存在操作困难；法院进一步指导调解员通过视频、电话、微信等方式对其进行释明、指导，最终龚某如期完成了登报（网）道歉，履行了社会责任。

药品安全事关国计民生，生产、销售假药一直是重点打击的犯罪行为，针对此类行为的公益诉讼需要坚持“当判则判、宜调才调”的原则，以体现法律兼顾法、理、情的理念。本案中，龚某是假药的销售者，其应当为侵害的社会公共利益承担赔偿责任，但“吃假售假”无奈之举背后的家庭因素、经济状况也应当予以考量。法院经与检察院沟通，结合龚某的主观恶性和其客观情况依法对本案开展调解工作，促成双方达成一致，较好地平衡了公共利益保护和个人困难救济，既保障了修复受损公共利益时责任承担的及时性和可行性，也照顾了赔偿义务人生产生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为此类公益诉讼案件开展调解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检察院同意龚某分两期支付损害赔偿金，龚某也如期履行了赔偿责任和其他对破损公共利益的修复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8条第2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年修正）第28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9年修订）第144条